美国对非洲的最大宗“出口”竟是一个完整国家连星条旗都照搬……

即便国力相对优势有所缩小,美国仍是当今世界无可置疑的第一政治、军事、经济强国,并能同时保持在世界绝大多数大洲的“第一影响力”。

但非洲似乎是个例外:由于阴差阳错地错过了殖民时代,美国在非洲不论哪方面的影响力都远算不得第一,尽管使出包括《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这样的“大招”,也始终未能攀上“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宝座。

对此,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试图“做减法”,既然非洲如此“不给面子”就索性减少AGOA项下投入;拜登(Joe Biden)政府则试图“做加法”,竭力将所谓“人权和共同价值观”当作对非出口“胡椒面”,同时竭力用“美国没在非洲搞过殖民、从未在非占领过哪怕一块殖民地”来向非洲示好。

因为“错过了末班车”,美国的确不曾在非洲占领过殖民地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未曾对非洲实行过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

事实上,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对非洲最大宗的“出口”,是如假包换的一个完整国家。而这个连星条旗都照搬的“出口型国家”利比里亚不仅为非洲带来正宗“美式种族歧视”,且这种“美式种族歧视”还有一个“无与伦比”的独家特色:黑人对黑人间的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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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独立战争在世界史上曾被无数国家的无数人涂上神圣之光,仿佛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们是抱持着自由、平等、公正等“大义名分”,为自己和他人而战。

2021年6月19日,两名非裔男子在美国加尔维斯顿参加纪念黑奴解放日活动时互相拥抱。

但真实的历史便如长满“黑子”的太阳般不耐细看:北美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几乎都参与过对北美原住民的大肆掠夺和杀戮。

他们在自己尚未获得对英战争胜利之际就悍然出兵,试图吞并同病相怜的英属魁北克(今加拿大)。他们借口“锄奸”,把成千上万并未参与战争的亲英派平民赶出国门,将其家宅、财产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他们所制订的、被千古传诵且至今总体仍然有效的1787年美国宪法原始条文中,以“不纳税”为由将所有印第安人排斥在“美国公民”群体之外。而黑奴和自由黑人呢?他们被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五个算三个”此时的黑奴、黑人算不算“美国公民”,至今还是美国法律史学家争论不休的悬案。

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人口不过350万,其中仅黑奴就多达50万(这个人口占比甚至比今天还要高一些),他们大多分布在南方种植园中,在桎梏下从事繁重的劳役,饱受种植园主的压榨欺凌,小部分则成为“家庭奴隶”,受到更令人发指的欺凌、奴役和羞辱。

而在美国独立前后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由黑人数量急剧增加。据统计,1790-1800年,自由黑人从59467人增至108378人,增幅高达82%;1800-1810年,增至186446人,增幅高达72%,这引起了包括废奴主义者和蓄奴主义者的共同恐慌。

他们担心自由黑人造成大批白人工人失业,担心城市犯罪率提高,担心自由黑人在南方鼓动黑奴暴动,甚至担心“没有教养的黑人”让美国社会“贬值”总之,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有利于“黑人家园派”的氛围:赶紧把这批黑人送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吧,不管花多大代价,不管那究竟是什么所在。

公平地说,“自由、平等”在美国独立运动之初的确远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几乎与美国独立同时,废奴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北方废奴州风起云涌,因为许多人都认为,这种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拥有、奴役和欺凌,是不符合美国建国精神的。

其中一派认为,黑人和白人“天生不同”,他们不会接受美国的司法和制度,如果将他们解放并留在美国,结果对双方都没好处,应该想办法让他们拥有“自己的黑人家园”;

而另一派则认为,人和人之间并无本质区别,黑人也是人,既然他们生在美国,就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他们留在美国,有助于改善美国的人权状况,更有助于打破美国根深蒂固的肤色和种族鸿沟。

其实两派冠冕堂皇理由的背后,存在着难以启齿的实利考量:“黑人家园派”或惟恐大批自由黑奴涌入工厂,挤占白人的就业机会,或担心越来越多的自由黑人,会成为社会治安的重大威胁;而“黑人公民派”则希望,大量刚刚获得人身自由的黑奴,会成为最廉价、最有活力的产业工人大军。

华盛顿既有庄园黑奴也有家庭黑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于奴役自己名下的黑奴有任何不心安理得之处,或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平等”,也应包括自己和黑奴间的平等。他的立场代表了北美独立运动领袖中的一派出身种植园主、军官的一派,他们大多拥有黑奴并仰赖庄园经济,不愿这种基于种族“天生不平等”的黑奴经济崩溃。

而另一派以杰斐逊等为代表的,出身律师、商人等的一派,则希望借“人生而平等”这一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确帽子”摧毁顽固的庄园经济,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早在独立战争尚未结束时,杰斐逊等人就曾提出过设想,打算将自由黑人送到“一个美国国境以外的新国家”,认为此举“一举两得”,既削弱了庄园经济,又不至于和另一派彻底闹僵。

随着美国这个新生国家的巩固,“庄园派”中许多人、包括华盛顿家族中大多数人在内,开始意识到“人生而平等”这顶自己也曾在独立战争中高举的“大帽子”实在过于沉重,硬顶是不行的,开始转而附和杰斐逊等人的主张。

也就是“黑奴是可以解放的,黑人是可以自由的,但让黑奴在美国获得自由、在美国与白人平等是万万不可的”,将解放的黑奴送去一个“不会被歧视的地方”,既可以让白人和黑人各得其所,又能利用这些“被文明熏陶过的黑人”,去感化“未被文明熏陶过的人”,实在是一举两得,而最理想的所在,莫过于黑奴昔日的家园非洲。

至此两派一拍即合,皆大欢喜,至于这种“不歧视”其实正是不折不扣的歧视,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最早将“向非洲输出黑奴”想法付诸行动的美国人是保罗库非(Paul Cuffee)。

库非是一名远洋船东,有非洲和美国原住民血统,交际广博,和美国国会议员、黑人领袖甚至英国政府都有不少交往。他制定了一项诱人的计划:从美国南方把解放黑奴运往英国在西非的殖民地塞拉利昂定居,然后用原船装运当地产品到美国销售,利润用来贴补运送黑人的费用,结余部分几家按比例分配。由于库非拥有船队,他的计划很快受到各方重视。

1816年,在英国政府的许可下,首次“库非自由船队”启航,库非亲自带队,船上载有自愿前往非洲定居的38名黑人。这次试验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由于规模小,塞拉利昂又缺乏美国需要的产品,库非不得不为行动自掏腰包,这还不算,由于在当地患上瘟疫,他于1817年暴毙,整个行动就此夭折。

库非虽然功亏一篑,但“非洲家园”的概念却因为他的启蒙性行为,被美国大众广泛传唱和接受,这种“殖民化”的移民方式也为后来美国殖民协会的利比里亚行动勾勒了路线图。

就在库非船队出发的同一年,一位美国参议员、弗吉尼亚人迈尔斯(Charles Fenton Mercer )开始提出在西非建立黑人居住地的设想,并得到卡尔德威尔(John Caldwell)的支持。后者说服其姐夫、苏格兰长老会部长芬利(Reverend Robert Finley)赞助。芬利和长老会认为,大批已皈依天主教的美国自由黑奴返回非洲,将大大便利于天主教在非洲的传播,因此欣然同意加入。

此时,“向非洲输出美国黑奴”的“正规军”呼之欲出了。他们的组织者是政客、传教士和大商人,都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体面人”。他们决定建立一个组织来协调此事。

1816年12月21日,一大群联邦和州议员、大商人、大律师、神学家、法学家云集华盛顿戴维斯大酒店,宣布“组织成立”,家族名人、总统华盛顿的侄子布什罗德华盛顿(Bushrod Washington )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黑奴解放?他们承认这“总有一天是不可避免的”,但绝不该是现在,更不该是在美国。“黑人应该获得黑人的自由”,而不应跟美国白人混杂在一起,简单说,“黑人只能和黑人平等”,而他们和白人间是决不能平等的。

因此,把他们送回非洲是最好的选择。为确保几十万陆续被遣返黑人在非洲的生计,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黑人家园”,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最需要的当然是资金。

最初的筹款富于理想色彩:协会印刷了精美的会员证,以30美元一张的价格出售给志同道合者。这一计划的倡议者为布朗李,他热心操办,但效果令人沮丧。9年过去了,用这个方式筹到的资金仅50000美元,虽然在当时这个数目已经不少,若要启动“黑人家园”计划,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

好在志同道合者的确不少,前总统杰斐逊成为他们最大的幕后推手。在他的推动下,新总统麦迪逊动用了部分公共资金(第一笔高达10万美元)予以扶植,另一些知名人士,如凯伊(Francis Scott Key)、华盛顿(Bushrod Washington),以及美国国会大厦的设计师托尔敦(William Thornton)都提供了不少支持,而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蓄奴者。

在这些人的推动下,许多华盛顿名流,如后来成为美国第五任总统的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甚至后来大名鼎鼎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都成为“黑人家园”的积极拥护者。

第一个群体是真诚相信“黑人家园”能解决问题的,包括布什罗德华盛顿和继任会长的亨利.克莱伊等;

第二个群体是那些蓄奴者,他们的初衷是通过这种办法让那些惹是生非的自由黑奴远离自己的种植园,以免剩下的黑奴也被波及;

第三个群体,也是最大的一个群体,一方面高唱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认为,所谓平等只能是白人和白人之间,以及黑人和黑人之间的平等,而非不同肤色之间一律平等,希望用这种人为隔离的办法来实现。

于是,又一个极富讽刺意味的事发生了:由于“美国殖民协会”中“庄园主派”的坚决反对,最初被构想为“解放主体”的黑奴,居然一开始就被排斥在“解放”之外,被明令禁止登船。因为,他们是庄园主和奴隶主的“私人物品”,是生产工具和消费品,可是绝对不能“白白流失”的。

有资格被“解放”的仅限于自由黑人。然而,照法理他们本来就应该是自由的,如此“解放”不啻于剥夺他们在美国作为美国公民“自由”生活的资格。

1820年1月,首批自由黑人88人(1/3为男人,其余为女人、孩子)在白人牧师培根(Samuel Bacon)的率领下,乘坐“伊丽莎白”号帆船,踏上了赴非洲定居的路程,所有费用均由美国殖民协会承担。

他们携带了部分工具、小型机械、捕鱼用具,以及100支步枪、两门炮和12桶火药。他们首先到达塞拉利昂的弗里敦,然后开始南下当时被称为谷物海岸的利比里亚。但后果是灾难性的:3名白人和22名黑人在3周内被黄热病夺去生命,其他人不得不退回弗里敦。

“开门黑”让“美国殖民协会”意识到,没有国家机器和军队的帮忙,如此庞大的计划根本难以实现。协会中的政客开始积极游说,最终说服了联邦政府,同意联邦军队插手此事。

1821年,美国中将斯托克顿(Robert Stockton)实现了“黑人家园”的第一步:他护航第二艘“自由帆船”鹦鹉螺号,载着264名自由黑人抵达弗里敦,和第一批余众会合,随即南下谷物海岸,用软硬兼施的方式“说服”谷物海岸一个土邦主皮特(Peter),将蒙塞拉多角(Cape Montserado)附近的一个荒岛谢波岛(Scherbo)租借给他,使得300多名美国黑人总算有了个落脚地。

不久,斯托克顿干脆顶在皮特脑门上,逼对方将100平方公里的蒙塞拉多角全部卖给协会,代价为烟草、朗姆酒、破烂、镜子、床和衣物等,价值最多不过300美元。

协会以此为依托,建立了第一个自由黑奴定居点这就是后来利比里亚的首都弗里敦,时间是1821年12月14日。

1820年7月,美国殖民协会开始发行杂志《非洲理念》(The African Intelligencer),鼓吹移民西非计划按照美国社团化模式在当地建立美国自由黑奴定居点。该杂志主编、教师出身的阿什蒙(Jehudi Ashmun)不仅是最积极的计划倡导者,更希望成为实践者。

听闻斯托克顿成功的消息,阿什蒙大受鼓舞,并制定了在此基础上沿河流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扩张定居点的计划。“以收买为主,武力为辅”,1825和1826年,阿什蒙和美国殖民协会在利比里亚迅速扩张。

目前保留的一份“购买土地合约”显示,协会从几个土邦主手里一次性购买100平方公里土地,价格为500捆烟草、3桶朗姆酒、5把雨伞、10根铁条、10双鞋和5桶火药,其贪婪可见一斑。

美国各州迅速加入了这一行列: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州率先行动,于1832年在利比里亚建立了属于本州的“自由黑人家园”,即艾迪那(Edina )和克莱松港( Port Cresson);1834年是马里兰州,1835年是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纳州。

美国政府在这一计划中起到关键作用:总统门罗在第一次殖民濒于破产之际,命令军舰“鳄鱼”号前往护航,并指示其“帮助美国殖民协会登上陆地”,还派遣埃尔斯博士(Eli Ayers)为自己的代表陪同前往。

正因为有这一切,斯托克顿才得以诈取谢波岛;当阿什蒙的计划因美国殖民协会无法筹措到购买土地所需资金面临搁浅之际,门罗总统又不顾国会反对,以“殖民可解决美国社会问题”为由,从公共开支中拨款10万美元予以支持。协会付给土邦主们的那点可怜的“赎金”,实际上可以说是“公款消费”,至少也应算作“官督民办”。

1831年,美国爆发了特纳领导的黑奴起义。各蓄奴州惟恐事态发展,更急迫地将大批自由黑奴运往谷物海岸。许多自由黑人被强迫送走,另一些人则受骗支付了费用(原本应该全部免费)。

由于美国黑人涌入太多,原本就对失去土地耿耿于怀的当地黑人开始反抗。1835年,克莱松港自由家园被土著黑人攻破并夷为平地,家园幸存者不得不会合新乔治亚州运来的新移民转移到巴萨湾(Bassa Cove)。

克莱松港事件让各定居地深有危机感:人数有限的定居者被包围在成千上万敌意土著之中,随时可能有灭顶之灾。将各定居地统一为一个整体,成为定居者的共同呼声。

1837年,巴萨湾和艾迪那两定居点宣布“合并”,两年后成为“西非的新乔治亚县”;1842年,密西西比州在当地的定居地被改成“西诺县”(Sinoe County),并与新乔治亚县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由于时代的进步,和北方工业的发展,不合时宜的种族隔离和黑奴制度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抨击。

“美国殖民协会”的工作也开始受到质疑。废奴主义者中的激进派认为,把自由黑人运到非洲,实际上等于削弱了美国本土的黑人解放运动力量,是在帮蓄奴主义者的忙。他们的呼声形成一股强大压力,迫使联邦和各州相继取消或减少对“美国殖民协会”的资助。

“美国殖民协会”的运作,基于“官督民办”,如今“官督”已不保险,而“民办”也岌岌可危。

因为,主张蓄奴的“种植园派”和主张废奴的“北方派”间矛盾激化:前者希望尽可能留住黑奴,稳定摇摇欲坠的南方庄园经济,从而获得和北方抗衡的底气;后者则希望通过“地下铁路运动”(Underground Railroad)等激进废奴手段,促使黑奴“就地”成为南方庄园经济和政敌们的掘墓人,而不再希望他们远渡重洋,去非洲“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殖民协会”的财政捉襟见肘,联邦和各州纷纷断了接济,而远在西非的各定居点嗷嗷待哺。各有“后台”的他们开始频繁火并,抢夺仅有的一点点生存空间和资源。与此同时,美国内外,也渐渐不再把这种“美式黑人返销”视作“自由进步”之举,而将之视为“新殖民”行为。

迫于现实压力,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也好,“美国殖民协会”也罢,都希望摸索到一个既“便宜”、又冠冕堂皇,而且一劳永逸无需“后续投入”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他们中很快就有人提出,应该让这些定居点“自愿”合并为一个 “独立自由的共和国”。这样一来向那里输出黑人就不是“罪恶的殖民”,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正常的人口流动了。

1847年7月26日,这个“独立的黑人家园”就这么“自由”地宣告独立了。国名也“自由”到不能再自由利比里亚(Liberia),意思正是“自由之邦”。这个“自由之邦”的国家格言也“自由”得不得了:“爱与自由带我们来到这里”(The love of liberty brought us here is the national motto of Liberia),不但有“自由”,而且还有爱。

这个“自由之邦”的一切都是美国的翻版:国旗也是“星条旗”,只是条纹不是十三条而是十四条(美国星条旗一度也是十四条,但后来改回去了);最初的构成单位也是“十三”,只不过是“十三县”而非十三州因为每个县的背后都对应着一个美国州的“后台”;更绝的是,北美独立战争时其实有“第十四州”即佛蒙特州以“独立国家”身份站在美国一边参战,而利比里亚也有个“友善孤立”的“马里兰共和国”(顾名思义,是马里兰州“对口输出”的)。利比里亚独立后,它成为了“马里兰共和国”,讨价还价折腾3年后才达成妥协,像美国“佛蒙和国”后来加入美国一样,加入了“自由之邦”。

利比里亚独立后的10多年里,美国各州仍陆续送来自由黑奴,但数量急剧下降,因为更激进的黑奴解放运动已风起云涌。

原本支持美国殖民协会的一些政治家,如林肯,也迅速转变立场。1861年4月,南北战争爆发,次年9月22日,林肯总统颁布《解放黑奴宣言》,黑奴在全美范围内获得了理论上的公民权利。美国殖民协会基于“种族内平等”和黑奴制度依旧存在而制定的移民计划,至此已完全不合时宜,大规模、有组织地移民利比里亚就此无疾而终。

从1820年到1867年,47年间从美国出发去利比里亚的自由黑人不过1.3万多,仅占美国黑人总数的2.6%,占利比里亚总人口2.5%,“美国殖民协会”希望借此隔绝黑白人种的设想可谓完全失败。

鬼使神差的是,原本渴望从美国白人手中获得自由、平等的美国来非黑人,却在“落地建国”后,把“出口转内销”的种族歧视、种族奴役和种族压迫,把自己深恶痛绝的“不自由”,强加到占利比里亚总人口97%以上的本土黑人身上,且手段“推陈出新”,甚至较美国白人当初强加给他们的更残忍、更野蛮。这种畸形的、“黑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堪称美国这次“不叫殖民主义的殖民主义”在非洲影响最大、最深刻的“文化输出”。

一方面,有美国后台撑腰的“自由之邦”在帝国主义掀起殖民狂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俨然“不可触摸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仅有三个独立国家(埃及、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二战爆发前夕更只剩两个(埃及、利比里亚),小小的利比里亚都名列其中,宛如世外桃源。

另一方面,这个“世外桃源”却只能远观,不能近看,否则就会闻到一股血腥扑鼻而来:自1847年独立至1980年“四一二政变”,长达133年间,利比里亚国家、县、市镇三级大权和军事、经济、文化等命脉,都牢牢掌握在美国黑人后裔手中。他们把握一切,予取予求,是“人上人”,而广大本土黑人则任人奴役、任人宰割,连“二等公民”都当得无名无分。

正如战后非洲“泛非主义”运动领袖、加纳独立运动之父恩克鲁玛当年所评述的,利比里亚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人上人”的“黑人种族歧视黑人”阶层,根源在于美国黑人的“返销”,并非如其所言是被“爱与自由”所带领而来,而是被美国官、商两界的军舰、枪炮和金钱所送来。

这些在美国备受歧视、奴役、压迫却无力反抗的“人下人”,却鬼使神差地对“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西非本土黑人构成“降维打击”。而美国随后的“撒手放羊”又让“自由之邦”断了接济的“人上人”不得不竭尽所能利用自己的特权和“降维打击手段”,不遗余力地压榨、奴役和迫害本地黑人,以维持自己的权力、财富、地位,或干脆说,生存。

然而这种“降维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褪色,在本土黑人压倒性的人口优势面前,“纯输入性”且得不到美国持续“补血”的利比里亚“人上人“阶层,正面临着颠覆性的一日,和随后血腥的反噬。

1980年4月12日,本土黑人出身的军士长(士官,连军官都不是)多伊(Samuel Kanyon Doe)带着几十个小兄弟,趁着夜色摸进。在一番拙劣且乱糟糟的操作后,他们鬼使神差地完胜更拙劣、更乱糟糟的政府,击毙了美国黑人后裔出身的最后一任利比里亚总统第20任总统拓尔伯特(William Richard Tolbert)。

随后,自封为大总统并自我晋升为元帅、大元帅的多伊和一夜暴富暴贵的昔日无名小卒、今日将军部长们,肆无忌惮地用暴力发泄着133年被种族歧视、压榨和奴役的不满。几乎所有美国黑人后裔出身的前部长、将领都被残酷手段折磨致死。当时尼日利亚媒体曾引述古埃及《伊普味陈辞》中的名言形容这次巨变:“大地像陶轮般翻转过来”。

说到底,当年美国联邦及州政府、政客和政治、经济界“精英”为转嫁国内矛盾和种族、人身不平等所造成的痼疾,生吞活剥地在遥远西非“移植”了所谓“自由之邦”。他们将被本国社会歧视、排斥的“自由黑人”送到当地,并倚仗“外来输入”掠夺、奴役广大本土黑人,事实上令后者沦为背负“两重高天”(美国白人、在利比里亚的美国黑人后裔)的“人下人之下人”。在本国社会时移世易后,他们又不负责任地撒手“放羊”、任其自生自灭,最终酿成了一杯133年的陈酒,其苦涩和血腥,至今仍在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荡漾。

上世纪70年代,美国追求“黑人解放”的左翼组织“黑豹党”部分成员兴冲冲跑到利比里亚所在西非,试图寻求“非洲亲戚”的同情和声援,却只收到本土黑人冷淡的回应。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黑豹党”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对此,当时一位合众国际社驻非洲资深记者曾言简意赅地评论,“西非本土黑人被当年美国输入的利比里亚弄出了心理阴影,不敢再轻易相信从美国舶来的任何黑人元素”了。

时至今日,美国在非洲的“存在”仍然疙疙瘩瘩,我曾长期在非洲生活、工作,当地人戏言“美国使馆是戒备最森严但最不安全的地方”,而“美国游客在非洲喜欢冒充加拿大游客以策平安”的传闻,也被多次亲眼证实绝非向隅虚构的段子。

由此盘点,当初伴随“黑人对黑人种族歧视”,美国对非洲最大一宗“出口”,究竟是赔是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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