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的微言大义(图)

时至今日,“嘉庚精神”不仅在福建家喻户晓,而且在海内外也是备受推崇,究竟还有什么可以写?从出发采访那天开始,这个问号始终萦绕在我们的脑海里。

深入厦门以及全省各地,走访陈嘉庚的亲人和研究者,我们眼中和笔下的陈嘉庚,越来越鲜活:他是怎样把一盘散沙的南洋华侨、各自为政的华侨团体,团结到“抗战救国”的大旗下?他是怎样发动南洋华侨,尤其是300多万福建华侨捐款,每年为中国抗战提供三分之一的战费?他是怎样抛弃汪精卫、蒋介石,最终认定抗战的救星在延安?他是怎样怀揣着毒药,一边准备随时赴国难,一边东奔西走为抗战呼喊……在抗战硝烟弥漫的背景下,陈嘉庚的每一个故事和细节,让我们感动不已,即便是60多年后,也不得不肃然起敬。

厦门集美学校宣传科长、国家一级讲解员林忠阳说,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一边动员华侨青年回国参战,一边慷慨解囊支持国内的抗战。当时中国每个月的战费是7500万元,华侨的捐款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坐不住了,马上主持召开了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要求履行国际公约,制止日本侵略。

1932年,陈嘉庚更加积极地发动侨胞,筹款600万元大洋,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前线。

当时虽然团结抗战的呼声响彻东南亚,但许多抗日团体都是在各自为政,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

陈嘉庚又站了出来,1938年10月10日,他集合了168名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领袖,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一统东南亚的筹赈组织,亲任总会主席。至此,占全世界华侨总数79%的800万南洋华侨,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大联合。

今年81岁的归侨蔡仲谋回忆说,陈嘉庚完全把筹款当成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因为自己是福建人,对于闽籍侨胞期望甚大,多次呼吁他们,“抗战重在出钱出力,我闽省出兵力不及他省,我闽侨应多出钱,以补省内出力之不足。”陈还率先每月认捐2000元,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

“汪精卫在叛国前,是我叔公陈嘉庚的密友,叔公还曾盛邀汪任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但是得知汪的叛国阴谋后,叔公就毅然跟他断绝关系了”,厦门集美区政协副主席陈忠信说。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的前后,汪精卫的和谈言论甚嚣尘上,当年10月12日更是发表公开讲话,“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大门。”

陈嘉庚一看到报纸,就连续三次致电,质问汪精卫,怒斥其为“秦桧、张昭”,但汪精卫仍一个劲狡辩,回电里写道,“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

眼看着昔日的密友无可救药,陈嘉庚干脆把汪精卫力主对日乞和的回电,刊登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上,随后又把回电发给重庆各报纸刊登,本来想让天下人都看清汪精卫的嘴脸,但当时重庆的报纸却不敢刊登。

1938年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让陈嘉庚彻底与之决裂。陈忠信介绍说,当时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从新加坡致电参政会,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之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卖国贼”的提案,好像是平地惊雷,震撼了整个会场。

当时汪精卫正担任大会主席,读到这个提案的时候,顿时“形容惨变、坐立不安”,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大会宣读这个提案,结果获得大多数参议员的赞成并通过,提案的文字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邹韬奋当时兴奋地评价这寥寥11个字,是几万字的提案不及分毫的,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是“从三千公里外的新加坡放出一炮直达重庆!当时最先进的大炮打不到40里,而陈嘉庚这一炮却打了3000公里”。

1938年底,汪精卫叛逃,陈嘉庚又立即发出通告,历数汪精卫的六大罪行,带头筹集缉拿汪贼的经费。

“抗战到了1940年,海外华侨非常关心国内情况,但又无法了解,于是当年3月,陈嘉庚率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前线的战斗部队、伤兵和战争难民”,陈嘉庚的儿子陈国庆回忆说。

1940年3月14日,陈嘉庚到达重庆,得知国民政府、重庆市民准备为他和慰问团召开欢迎会,赶紧登报声明,“鉴于国难当头,任何浪费都与国家利益不容”,宣布不管何方邀请,凡是盛会一概拒绝参加。

3月18日和蒋介石首次见面时,蒋问陈嘉庚对重庆有何印象,陈当即回答说“对全市大兴土木,不顾敌人轰炸印象深刻”。

回国以前,陈嘉庚就听说国共两党不和,原还以为是日本人在搞离间计,寻思着帮忙沟通一下,化解双方的误会,没想到一见到蒋介石,一提到要去延安访问,蒋就变了脸,大说人不守信用,没有诚意,还一再提醒说,要去延安可以,千万不要上当。

慰问团随后转道西安,被当局安排在相当偏远的地方,车辆也被调走,使慰问团根本无法和联系,陈嘉庚和周恩来等的约会也泡汤了。

直到5月30日,陈嘉庚才踏上延安,一天路上在餐馆吃午饭时,一干人突然闯进来,递给慰问团成员一份五张纸的投诉书,上面写的都是谴责不合作、没诚意的内容,陈嘉庚立马把这份投诉书撕个粉碎,对同行的人说,这就是煽动的证据。

当年6月1日,陈嘉庚第一次跟见面,印象最深刻的是:几个海外回来的女学生进屋见,没有鞠躬行礼,一坐下,有什么就大声说,毛也毫不介意。晚餐时就把一张圆桌放在小方凳上,铺上几张白纸就行了。餐桌上最贵的菜就是一碗鸡汤,还是村民听说有贵客来了,主动把还在下蛋的母鸡杀了送来的。

陈国庆回忆说,父亲总共在延安停留了8天,就是这一趟,让他懂得中华民族的救星在延安,父亲的政治信念发生了改变,从拥蒋派变为拥共派。

“抗战时期,日本人把陈嘉庚当成了眼中钉,商业上千方百计打压,甚至派人烧毁了他的橡胶制造厂”,陈忠信介绍说。

当时新加坡的局势危在旦夕,许多朋友都劝陈嘉庚赶紧离开,因为一旦日本人占领新加坡,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他,但陈一直不肯,直到新加坡局势完全无望才前往印尼避难,随后又辗转了6个地方,在厦大校友和华侨的掩护下才得以一次次脱险。

陈国庆回忆说,当时他父亲已经做好赴国难的准备,上衣口袋里藏着一包毒药、一封遗书。1942年5月6日,两个日本军官突然窜进陈嘉庚避难的一家印尼咖啡屋,校友李荣坤赶紧用闽南话通知说日本人来了,陈嘉庚赶紧把稿纸藏起来,坐在睡房的摇椅上看《三国演义》,装成李荣坤的“聋子叔叔”,才蒙混过关。

两个日本人刚走出门,两个年轻人进来送咖啡,一看到日本人就吓得把咖啡溅了满地。日本军官又生疑了,幸好李荣坤机警地解释说,这两个年轻人几个月前被日军打过,有心理阴影。

陈忠信介绍说,叔公特别反对孩子铺张浪费,本人也相当节俭,身上带的钱从不超过五元,战时不肯过生日,还不许家人在生日当天去看望他,最喜欢吃的就是一碗稀饭外加一块豆腐乳。

林忠阳还说,日本投降后,陈嘉庚于1945年10月6日,从印尼返回新加坡,当时500个团体联合举行欢迎大会,庆祝陈嘉庚安全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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